外商投資是參與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推動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共同繁榮發展的重要力量。改革開放之初,我國汽車產業“缺重少輕、轎車幾乎為空白”,與發達國家差距巨大。國家做出了吸引外資車企進入,通過建立合資企業發展轎車工業的決策。得益于外資進入長期培育起來的產業鏈供應鏈、技術、市場、管理、人才等基礎,中國本土品牌也得到快速發展,尤其是借助新能源汽車這個新賽道,中國品牌迅速崛起。現在中國汽車產業已經成為了一個與國際接軌的產業,并進入了國際化發展階段。中國汽車產業在國際品牌打造、核心技術、產業鏈供應鏈、模式創新等方面,已經取得了巨大進步,尤其在新能源汽車領域,已經培育出一批全球領先的整車企業和品牌、關鍵零部件企業等,出口規模也是全球領先。
外商投資整車企業是中外汽車產業生態和創新生態融合發展的首要紐帶、中國汽車產業技術創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汽車領域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汽車整車和產業鏈企業全球化布局的重要助力、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汽車產業是全球化的產業,在當前國際形勢和汽車“新四化”趨勢下,更離不開外資的參與和貢獻。但當前,由于主要傳統外資車企在華電動化戰略相對謹慎保守,主要合資車企燃油車市場優勢逐步削弱,新能源汽車發展滯后。2023年,國產自有品牌乘用車銷量前5家傳統外資車企,新能源汽車銷量僅57萬輛;與2018年相比,12家傳統外資車企集團只有3家實現增長,下降超過50%的有4家,下降20-50%的有3家。2024年上半年,在華國產乘用車銷量前7家傳統外資車企集團均為負增長(平均為-15%)。近年來,有多個外資車企撤出中國市場,多個主流外資車企消減在華產能(關閉工廠)。
汽車產業加速低碳化/電動化、網聯化、智能化、國際化發展趨勢,同時,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汽車領域來自外部的經貿限制、打壓不斷增加,我國汽車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和國際化發展面臨重大挑戰,汽車產業發展和轉型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
近日公布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改革決定》)提出“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在產權保護、產業補貼、環境標準、勞動保護、政府采購、電子商務、金融領域等實現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相通相容,打造透明穩定可預期的制度環境。”“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依法保護外商投資權益”。
面對新趨勢新挑戰新要求,以及中國巨大的新能源汽車市場規模和潛力,有的外資車企也已經開始了戰略調整,如加強本地研發、與中方伙伴合作研發、加強產業鏈布局、擴大出口等。筆者認為,從政策上來說,最重要的就是按照《改革決定》要求,擴大制度型開放、放寬市場準入,加快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從企業層面看,建議傳統外資車企積極面對風險挑戰,努力實現在華發展的“四個轉變”,積極爭取在中國這一全球最大汽車/新能源汽車市場有所作為,以加快推動中國業務并引領全球業務電動化/低碳化轉型。
一、戰略轉變。
就是以傳統燃油車為核心的發展戰略,加快向以新能源/低碳汽車為核心的戰略轉變。要充分結合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鏈供應鏈、市場規模、服務生態等優勢,綜合在華既有汽車業務布局、制造和服務體系,以及考慮戰略虧損期長短等,平衡好燃油車業務和新能源汽車業務的發展,加強產業鏈上下游配套協作,制定積極的新能源汽車業務發展計劃,加大投入和強化布局。
二、模式轉變。
就是強化在華研產銷經營體系、提升體系能力,將長期以來“總部開發、引進生產”為特征的發展模式,轉變為“本地開發、本地制造”為特征的新發展模式,并反哺全球業務。中國新能源汽車市場在車輛配置和性能、成本價格、消費偏好、用戶駕駛習慣、基礎設施、商業模式等都有很強的獨特性,應立足于深刻洞察中國用戶需求的基礎上設計開發產品。
三、市場轉變。
就是將原來主要面向中國市場調整為面向中外兩個市場。合資企業原來主要滿足中國市場需求,現在隨著中國汽車尤其是新能源汽車產業鏈供應鏈已經具備國際領先的競爭力,可以充分發揮中國的技術、制造優勢和外資企業全球的營銷網絡優勢,擴大出口、滿足海外市場需求,以實現商業利益最大化。至于瞄準哪些區域市場,可由合資股東協商確定。
四、機制轉變。
機制和文化是企業發展的靈魂和內在驅動力。智能新能源汽車是不同于傳統燃油車的“新物種”,要求車企必須具備優秀、有效的機制和文化,打破傳統思維定式,加快實現數據驅動、業務和流程重構、創新引領。激烈的競爭要求企業決策必須又快又準,資源配置必須高效。新勢力企業、部分國企已進行了有效探索,比如股權激勵、分紅激勵、員工持股,及優化產權結構等,合資車企亦可以加以借鑒。
(作者吳松泉,教授級高級工程師,長期研究汽車產業和政策,現就職于中汽中心中國汽車戰略與政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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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汽車合資企業亟待實現四個轉變